于謙
H:大明風華，于謙從醉酒殿試，成為拯救明朝之忠臣，享年59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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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謙（1398年5月13日－1457年2月16日），字廷益，号节庵，谥忠肃，明朝重臣，浙江錢塘縣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人。
諡號： 肅愍，後改忠肅
出生： 洪武三十一年; 1398年5月13日; 浙江錢塘縣
族裔： 漢族
配偶： 董氏
生平
治理地方事務
臨危受命
于謙（1398年5月13日－1457年2月16日），字廷益，號節庵，諡忠肅，明朝重臣，浙江錢塘縣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人。官至兵部尚書。
 此人物姓「于」（發音：Yú）而不是「於」。
 此條目介紹的是明朝大臣。關於同名相聲演員，請見「于謙 (相聲演員)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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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謙由永樂辛丑進士出身，因參與平定漢王朱高煦謀反有功，得到明宣宗器重，巡撫山西、河南等地。明英宗時期，因得罪王振下獄，釋放後起為兵部侍郎。土木堡之變後，于謙繼任兵部尚書，指揮明軍取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。代宗朝，于謙加少保、太子太傅。英宗發動奪門之變並成功復辟後，于謙被誣下獄，抄家棄市。成化年間獲得平反。現北京市、杭州西湖旁均有紀念于謙的祠堂、故居。
生平
早年政途
《明史》記載，于謙七歲時，有位僧人以其不凡，稱之為「他日救時宰相」。永樂十八（1420年）于謙中庚子科舉人[1]，十九年（1421年）聯捷辛丑科進士。宣德初年，授職監察御史。在與明宣宗上奏對答時，言談博雅流暢，宣宗為之傾聽。顧佐擔任都御史時，對屬僚往往非常嚴厲，卻惟獨尊讓于謙，認為他的才華勝過自己。朱高煦謀反時，于謙跟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樂安，朱高煦出城投降，宣宗命于謙口頭列數朱高煦罪狀。于謙嚴詞正氣嚴切，厲聲威嚴激烈。朱高煦趴在地上發抖，稱罪該萬死。宣宗對此十分滿意。大軍班師後，于謙得賞與各位大臣相同[2][3]。
治理地方事務
于謙隨後被重用巡按江西等地，獲得昭雪鳴冤的囚犯達數百人。于謙並上書奏報在陝西各處欺壓百姓的各級低級文武官吏，宣宗並命派御史逮捕。因此皇帝知道于謙能夠託付大任，正值當時增設各部右侍郎任各地巡撫，於是宣宗親自寫上于謙名字交予吏部，于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右侍郎，巡撫河南、山西等地[4]。于謙抵達官所後，就輕裝騎馬全面視察其管轄的各地，尋訪父老鄉親，巡查各需需要重建與革除之處，並據實上疏奏請。稍有水旱災害，他就上報請救，一年中多達數次[5]。
于謙蒞任後，體察民情，勤於建言。正統六年（1440年），他上疏稱：
“現在河南、山西積蓄的穀物各有幾百萬。請求在每年的三月，命各府州縣上報缺少糧食的貧窮家庭，按一定份額支取供給。先用菽秫，再用黍麥，然後用稻穀。等地秋收後再償還給官府，而免除那些多病和貧困不能償還的人。州縣官吏任期已滿，應當升遷，預備糧沒有備足的，不許他離任。此外仍命御史按時稽查。[6]”
英宗詔令施行其建議。當時，河南靠近黃河的地方，不時有決口出現。于謙命令加厚修築堤壩，按里程設立亭，每亭設立亭長，負責督促修築維護，並命令種樹鑿井，以方便旅人。當時大同孤零零地隔離於塞外，負責按察山西的官員無法按時抵達，于謙遂上疏另外設立御史管理，始為大同巡撫建制。此外，他還建議全部強取邊疆官員私自開墾的田地為官屯，用其資助邊防用度。他的威望惠德因此到處傳播，太行一帶的盜賊都紛紛避開藏匿。于謙任職九年後，正統十三年（1448年），升遷為兵部左侍郎，享受二品俸祿。[7][8]
英宗初期，三楊（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）主持朝政，很器重于謙。于謙所奏請的內容，上午呈報下午就獲批復許可，此均為三楊所主持。而于謙每次到京師議事，均是空著口袋，各權貴因無法索賄而心生怨恨。三楊陸續去世後，太監王振開始干政，恰逢有姓名與于謙相似的御史曾得罪過王振。于謙入朝時，舉薦參政王來、孫原貞代替自己。通政使李錫迎合王振意圖，於是彈劾于謙因長期不升遷而怨恨，擅自舉薦他人代替自己。奏摺下交到三司審查，于謙被判處死罪，關在獄中三月。不久，王振自知失誤，于謙因此得以釋放，貶官為大理寺少卿[9][10]。
于謙被貶期間，山東、河南的官員百姓數千人均上疏請求留用，而身在兩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、晉王朱鍾鉉也附同此議，英宗於是又命于謙再任巡撫。當時，山東、陝西因受災，流亡至河南的飢民就有二十多萬，于謙請求調發河南府、懷慶府所積蓄的粟米賑災，並上奏請求命時任布政使的年富採取安民之策，給予土地供給耕牛、穀種，並派里長監督檢查。于謙在地方任職前後十九年，每逢父母喪事，都在回家治喪後隨即被起用再任[11]。
臨危受命
參見：土木堡之變和明朝午門血案
《石灰吟》
正統十三年（1448年），明朝邊防吃緊，于謙被召入京師，擔任兵部左侍郎。第二年秋，蒙古也先率軍大舉進犯明朝，王振唆使英宗親征。明朝兵部尚書鄺埜與于謙均極力勸阻，英宗不聽。鄺埜只能跟隨英宗親征處理軍務，而留下于謙管理兵部事務。同年發生土木堡之變，英宗被俘，百官身亡，明軍大敗並主力喪盡[12]。在得知英宗被俘後，京師震驚，百官不知所措。負責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召集群臣商議攻防之策。翰林院侍講徐珵稱其觀星象有變，應當向南遷都避敵。于謙聽後，高聲厲喝道：「主張南遷的人。應該斬首。京師是天下的根本，一旦遷都將大勢而去。難道沒看見宋朝南遷的歷史麼？」郕王聽後稱是，於是留守策略始定[13]。
然而，明朝京師的精銳部隊均在土木堡陣亡，所餘的疲憊不堪的殘軍不足十萬，人心恐慌，官員百姓都沒有堅守的信心。于謙請求郕王發布檄文集合順天府、應天府、河南的備操軍，山東和南直隸沿海的備倭軍，江北和應天府各地的運糧軍，立即奔赴順天府，依次經營籌畫部署，人心遂稍稍安定。隨後，于謙當即升任兵部尚書，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[14]。
在一邊籌畫備戰方略同時，明朝廷臣呼籲嚴懲土木之變禍首王振及其餘黨的行動也開展。一日，郕王朱祁鈺攝朝朝議時，右都御史陳鎰上奏請求將王振滅族，廷臣紛紛響應。朱祁鈺無法做決定，於是下令擇時改議，廷臣則抗議不依。此時，王振黨羽、錦衣衛都指揮使馬順站出叱斥百官。戶科給事中王竑突然帶頭在朝廷上猛擊馬順，眾臣紛紛跟隨，馬順當即斃命，一時血濺朝堂，而士卒亦聲洶欲誅。郕王朱祁鈺看後大懼，欲起身離去，于謙擠到郕王身前，扶臂勸導道：「馬順等人罪當死，請不要追罪於各位大臣。」眾人聽後方止，而此時于謙的袍袖已經裂開[15]。在他退出左掖門時，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嘆道：「國家正賴公耳。今日雖百王直，何能為！」[16] 在那時，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謙，而于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[17]。因為英宗被俘、明朝無主、太子又年幼、瓦剌大軍又逼近，明朝大臣紛紛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為國君。郕王聽後再三推辭，于謙大聲說：「臣等實在是憂慮國家，並非為了私人打算。」郕王於是接受此議[18]。同年九月，朱祁鈺即位，為明代宗。于謙入朝對答陳述京師防衛策略，他激動地哭泣著說：
“
敵寇得意，要挾持扣留太上皇，這樣形勢下他們必然輕視我大明，長驅直入到南方。所以請求朝廷命令各邊防駐守大臣協力防守阻擊。京城軍隊的武器幾乎用盡，應當馬上各分道募集部隊，並命工部修理武器盔甲。此外，亦派遣都督孫鏜、衛穎、張軏、張儀、雷通分別帶兵防守京城九門，並在外城安置兵營。請都御史楊善、給事中王竑參與到保衛事宜，將靠近城郭的居民遷入城內。通州積攢的糧食，可命官軍自己到關上支取，將剩餘的粟米換成金錢，不要留下資助敵軍。文臣如軒輗等，可勝任為巡撫。武臣如石亨、楊洪、柳溥等，宜任命為將領元帥。至於軍隊事務，臣親自擔當，若不能奏效，則請治臣的罪。[19][20]
”
景帝聽後深表贊同，並於次月敕令于謙為提督，統領各路兵馬[21]。
此時，也先挾持英宗攻破紫荊關直驅而入，窺視京師。石亨建議收攏軍隊，實行堅壁清野之策，使得敵軍疲睏。于謙則稱不可，認為此舉使得蒙古更加輕視明軍。他於是命各將領將二十二萬部隊分兵在京師九門城外排開陣勢：都督陶瑾守安定門，廣寧伯劉安守東直門，武進伯朱瑛守朝陽門，都督劉聚守西直門，鎮遠侯顧興祖守阜成門，都指揮李端守正陽門，都督劉得新守崇文門，都指揮湯節守宣武門，而于謙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、武興列陣於德勝門外，直對正北而來的也先大軍[22]。此外，他還將兵部事宜交給兵部侍郎吳寧，悉數關閉全部城門，並親自督戰[23]。為了保持戰鬥士氣，于謙下達了著名的軍戰連坐法：
“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，斬其將。軍不顧將先退者，後隊斬前隊。[24]”
於是，將士知道撤退必死無疑，於是均受命效力。隨後，副總兵高禮、毛福壽在彰儀門北面擊退敵軍，生擒蒙古首領一名。景帝十分高興，命令于謙挑選精兵在教場屯兵以便調用，並命令內臣興安、李永昌和于謙一同管理軍務[25]。
起初，也先深入內地，自視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。但是當看到官兵布陣井井有條後稍微沮喪。已叛明的太監喜寧唆使也先，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為人質的朱祁鎮，並索要金帛無數，並邀請于謙、王直、胡濙等人談判。景帝不許，也先聽後十分失望，於是放棄談判[26]。
十月十一日，京師保衛戰開始。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隊窺視明軍在德勝門的部署，于謙與石亨預料此計，於是設法誘敵。隨後，瓦剌一萬大軍開始主攻，副總兵范廣在途中設伏、以火器突發反攻，也先弟孛羅、平章卯那孩中砲而亡[27]。瓦剌軍不得已改攻西直門，都督孫鏜守衛，石亨亦分兵援助，瓦剌軍只能引退。副總兵武興在彰義門外擊敗瓦剌，並與都督王敬挫敗其先鋒。瓦剌準備撤退時，明軍欲爭功，軍陣混亂，武興中流矢陣亡。瓦剌撤至土城，王竑及福壽援兵趕到，蒙古大軍撤退。此後兩軍相持五日，也先感到大勢已去，又聽聞各地勤王部隊趕到，唯恐歸路被斷，於是擁著英宗由良鄉向西而去，于謙調遣部隊追至關外方才還師。至此，蒙古撤出關外，明軍獲得京城保衛戰的勝利[28]。
之後明廷論功行賞，于謙加封為少保，總管軍務。于謙則稱：「四面邊境的戰事很多，這是卿大夫的恥辱，哪裡敢邀功請賞呢！」並堅持辭去加賞，景帝不予批准。之後，于謙請求增加守衛真州、保定、涿州、易州的部署，並派遣大臣鎮守山西，防備蒙古部隊再次南侵[29]。
瓦剌求和與英宗南返
景泰元年（1450年）三月，總兵朱謙上奏稱瓦剌兩萬部隊圍攻萬全，景帝敕命范廣擔任總兵官進行抵禦。不久蒙古撤軍，于謙請求在居庸關駐兵，蒙古來則出關剿殺，敵退則從京師補給糧草。大同參將許貴奏報，北方有三個人到鎮上，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講和[30]。于謙則反對道：
“
以前派遣指揮季鐸、岳謙前去，但是也先卻隨之入侵。又派遣通政王復、少卿趙榮去，沒有看見上皇只能返回。現今看來，和談已經很明顯不可行了。何況我們與蒙古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從情理上講，本就不能講和。萬一講和而對方索求無度，那依從他則會受損，不依從則會發生變故，情勢所看，也不能夠講和。許貴身為武將，卻懦弱害怕成這樣，又憑何抵抗敵軍，按法令應當誅殺。[31]
”
景帝遂發公文嚴厲指責。至此邊關將領人人都主張作戰防禦，沒有再敢建議議和的[32]。
除了堅持防禦外，于謙還設計離間蒙古內部勢力。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鎮作為要挾，這類計謀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監喜寧。于謙遂密令鎮守大同的武將趁對方遣使之機，擒拿喜寧並誅殺；此外，他還設計叫王偉引誘並殺死間諜小田兒[33]。他還使用離間計，請求特赦忠勇伯把台家，許願給他分封爵位，命其暗中策劃。至此，也先開始有送還英宗的想法，並派遣使者講和，京城漸漸放鬆了嚴防[34]。于謙此時上奏請求告誡各地仍然加強城防，以防患未然[35]。
到了八月，朱祁鎮被俘快近一年了。也先頻繁派遣使者，請求明朝迎接太上皇，大臣王直等建議派遣使者迎接。然而，已為天子的朱祁鈺卻很不願奉迎哥哥，並稱：「朕本來就不想登天子之位，當時被推舉，實在是出於你們的意思。」于謙聽後委婉地稱：「天位已經確定，難道還會有其他事情發生？只是從道義上應當馬上迎接罷了。萬一對方果真心懷欺騙，我們就有口實了。」景帝聽後隨即改變臉色，稱：「聽你的，聽你的。」於是先後派遣李實、楊善前去，終於迎接英宗返回[36]，此舉是有于謙的功勞[37]。
改革軍制與平定民變
參見：明朝浙閩民變
英宗返回後，瓦剌又請求入朝進貢。在此之前，進貢使者不過百人。正統十三年，這個數字卻達到三千多人，每當賞賜不滿足他們要求後，蒙古就入境侵犯。此時，蒙古又派三千使者來朝，于謙遂請在居庸關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後再宴請他們。他還稱，這種議和難以依靠，於是分條呈上安定邊疆的三策。其中包括，請景帝敕命大同、宣府、永平、山海關、遼東各路的總兵官增修防禦設備。此外建立團營制度，即將原京城部隊分屬的五軍營、神機營、三千營統一管理，並選拔精銳部隊十五萬，分成十營組織訓練。瓦剌入朝進貢，每次都要帶俘獲的人口到來。于謙每次均上奏酬報使者，前後得以贖還的累積達幾百人[38]。
早在永樂年間，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。也先入寇時候，這些人反成為內應。于謙於是請遣散這些人。趁西南有戰事，每次一有征伐，就挑選他們的精銳騎兵，給他們豐厚錢糧去西南，不久又遣散他們妻兒，使得內患逐漸解除。當時，楊洪從獨石入關守衛，關外八座城池都棄給敵軍。于謙遂派都督孫安以輕騎兵出龍門關而佔領，並招募百姓屯田，一邊作戰一邊防守，至此八座城池收復。貴州苗民叛變還未平定，何文淵建議廢除兩個土司，專設都司，並派大將鎮守。于謙反對稱，廢除土司即等同放棄此地，爭論方止。雖然戰事漸漸休止，英宗返回，但于謙仍認為國恥未報，恰逢也先與脫脫不花相爭，他請求趁機調兵，親自征討報仇，以解除邊疆禍患。但沒有得到景帝批准[39]。
于謙擔任兵部尚書時，正值北方蒙古勢力大增；南方福建鄧茂七、浙江葉宗留、廣東黃蕭養各自聚眾立國號謀反，湖廣、貴州、廣西、苗族、瑤族、僮族等地均蜂擁而起。前後的部隊調動部署，都是于謙獨自策劃。軍馬倥傯，戰事變化無常，而于謙總能口述奏章，並完全符合當時情況。其屬僚官吏接受成命後，互相對視，均被其才能感到欽佩驚訝。此外，于謙號令明確細緻，即使勳爵宿將有細微過失不符合法令，也會馬上請求下旨嚴厲斥責。于謙的一紙法令傳至萬里之外，無不令人戒懼肅然。他的才識膽量敏捷細緻，當時無人可比。而他仍為臣忠誠、憂慮國家而忘我。英宗雖返，于謙卻不稱自己功勞。東宮改換後，景帝命兼屬兩宮的官員支取兩份俸祿。各位大臣雖都推辭，但只有于謙一再拒絕。他為人奉行節儉，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風雨。景帝於是在西華門賜大宅給他，他推辭道：「國家危難，身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樂？」並堅決推辭，但景帝沒有批准。於是，他取出此前所賜予的璽書、衣袍、銀錠之類，全部加蓋封存，只是每年定時查看一下而已[40]。
奪門之變及獲罪
參見：奪門之變
于謙的勤勉付出，使得他的大量主張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，即使到人事任用，景帝必定會悄悄詢問他的意見。于謙亦根據實情回答，無所隱瞞，不避嫌疑和怨恨。因此，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謙，即使被任用卻比不上于謙的，也往往嫉妒他。瓦剌剛撤軍後，都御史羅通就彈劾于謙所呈的功勞簿不符合事實。有御史稱于謙太過專權，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。雖然事後于謙援引祖制說服，戶部尚書金濂亦上疏爭辯，但進言的人仍不停地羅列罪名打擊于謙。每次御史上奏彈劾，均賴景帝排除眾議堅持任用，使得他能夠全力安排布置兵事[41]。
但是，于謙性格本就剛直，每次遇到不如意事，就撫胸歎息道：「此一腔熱血，竟灑何地！」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、皇親貴族，他內心頗生鄙夷之情，於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。他始終不主張議和，雖然此舉最後使得英宗返回，但他仍稱不悅。此外，徐珵因建議南遷而被于謙斥責。從此改名為徐有貞，逐漸升官任用，對于謙之恨咬牙切齒。石亨本是因違法削職，于謙請求寬恕並重用他，任十營總兵，但因畏懼于謙不敢放縱，也不喜歡他。德勝門之勝，石亨功勞不及于謙，卻因此封侯，心中感到羞愧，於是上疏推薦于謙之子于冕。于冕推辭，景帝不許，此時于謙稱：「國家多事，臣子從道義上講不該顧及私人恩情。況且石亨身為大將，沒聽說他提拔隱居人才、軍中低級將領、或有助於軍隊國家的人，卻偏偏舉薦臣的兒子，能得到公眾議論的認同麼？臣對於軍功，極力推託卻仍僥倖得官，卻決不敢讓兒子濫冒功勞。」石亨聽後，大為憤怒。此外，都督張軏因為征討苗民違法，被于謙彈劾，其和內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謙[42]。
景泰八年正月，石亨、曹吉祥、徐有貞等，趁景帝病重，聯合發兵擁立英宗復位，史稱「奪門之變」。英宗復位後，石亨和曹吉祥等誣陷于謙製造不軌言論，要另立太金子，唆使科道官上奏，于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。都御史蕭維禎審理案件，判定于謙犯謀逆罪，判處死刑[43]。王文不能承受誣陷，極力爭辯，于謙笑著說：「這是石亨等人授意罷了，辯解又有什麽用呢？」奏章呈上後，英宗還猶豫地說：「于謙實有功。」徐有貞進言道：「不殺于謙，此舉為無名。」英宗遂下定決心，同年改元為天順，以謀逆罪，殺于謙棄市[44]。判其子于冕充軍，發戍山西龍門，其妻張氏發戍山海關[45]。于謙下獄之後，部分大臣和幾名太監想救之，發怒質問徐有貞，有貞回之以「雖無實據，意有之」（雖然並無實際證據，但有此意欲。如同莫須有）。當時遂溪教諭吾豫稱于謙罪當族誅，更指他所薦舉的文武大臣應一併誅殺，最終因部議力阻而作罷。千戶白琦又請求列舉其罪狀，並刻在板上公告天下。一時滿朝官員欲求得寵者，都以于謙之事為口實。身後
參見：曹石之變
錦衣衛登記沒收他的財產時，家裡沒有多餘財物，只有正室的大鎖很堅固。打開一看，只是皇上賜給的蟒衣、劍器，觀者無不嘆息不己。他去世後，指揮朵兒，本是曹吉祥部下，用酒祭祀于謙行刑之地，悲痛哭泣。曹吉祥發怒而揍打他，次日後他仍然祭奠如故。都督同知陳逵為于謙的忠義所感，收斂其屍體埋葬。第二年，歸葬在杭州[47]。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謙死事，當聽聞後哀傷歎氣數日，英宗之後亦感到後悔[48]。
于謙死後，石亨黨羽陳汝言代替擔任兵部尚書一職。不到一年後就被舉發身敗，積藏的贓物達數萬白銀。英宗召集大臣進去察看，悲哀嚴肅地稱：「于謙在景泰年間得寵信，死去時卻無餘產，陳汝言為什麽卻又這麼多？」石亨低下頭不能回答。不久，明朝邊關警報再起，英宗憂形於色。恭順侯吳瑾侍候英宗，語出譏諷地進言道：「假使于謙還在，應當不會讓盜賊成此氣候。」英宗無言以對[49]。這一年中，徐有貞被石亨中傷，被戍金齒。又過了幾年，曹石之變事發，石亨也被關入監獄得死，曹吉祥因謀反被處罰族誅，于謙的冤屈最終得以昭雪[50]。
成化年間，其子于冕獲赦，上疏為父鳴冤，憲宗親自審理，並下詔予以平反[51]：
“
正當國家多難之際，保衛社稷避免災禍，只有于公能夠堅持公道持節，但卻被一群權貴奸臣所嫉害。先帝在時已知其冤，而朕心中著實哀憫他的忠誠。[52]
”
弘治二年，經給事中孫需進言，孝宗追贈于謙為「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太傅」，諡號「肅愍」，欽賜「在墓建祠」，題為「旌功」，設春秋兩祭。葬于謙於杭州西湖三台山麓。萬曆年間，明神宗改授諡號為「忠肅」。在此後的數百年中，杭州、河南、山西等地祭祀他的事情仍不絕[53][54]。
